意大利北部的夜风带着橄榄叶的寒意。
米兰的医院廊灯泛白，一格一格往深处延伸。
席珩川站在ICU门外，隔着透明的观察窗，看见床上那人被细密的管线围拢。
老太太的白发像翻扬的云，静静铺在枕头边，苍白的皮肤上还留着昨晚做雾化疗的细小水珠。
陪护的老家政看见他，红着眼冲过来，连连比划：“你终于来了，Signora等你……昨天还念叨你小时候偷摘院子里青无花果……”
席珩川垂眼，鼻腔里一阵酸，硬生生地按下去。他点点头，把外套交给对方，换上一次性的蓝色鞋套和隔离袍，走进去。
机器滴答，像一只隐忍的时钟。
老太太合着眼，胸口起伏微弱。
席珩川在床旁坐下，掌心贴过去，指尖触到那点不安分的小小体温。
他很少在谁面前这样慢。他俯身，轻声：“Nonna（外婆），我回来了。”
老太太像是隔了很久才从深水里游回来，睫毛轻轻颤了一下，眼睛半开不开。
她费力地转动眼球，终于在空气里捕到那个熟悉的轮廓。
瘦了些，眉骨抹了锋利的阴影，可眼底仍旧有她熟悉的那点硬劲儿。
她想笑，氧气面罩下的唇角动了一动。
席珩川把那点笑意小心地接住。他的嗓音极轻：“我来了。您别怕。”
护士递来纸笔，说老太太苏醒片刻的时间很短，可能无法长谈。
席珩川接过，想起她写字的习惯：笔很轻，字很净。
他拿起她枕边的那支细杆笔，贴着她掌心，让她握住。
老太太的手指发抖，像一根细线在风里。她写了三个字母，歪歪斜斜：“H-A-P”。
席珩川愣了愣，低头贴近。老太太的眼里映出他的脸。她想说“happy”，面罩里的呼吸声把音节切碎，她只好用目光把意思推给他：要快乐。
他喉结滚了一下，点头，又像是许了一个谁都听得见的誓：“我记住了。”
门外走廊，席母夹着高跟鞋的声响，清冷地穿过夏日的气味。
她面上妆容淡，眼角挑着锐利的弧，像一只收敛爪子的鸟。
她对医生点头，寒暄三句，再看向里面那个背影，眉心轻轻一拧。
“你外婆年岁大了，拖不起。”她的声音压得很稳，“该签的手术同意书，我已经……”
“我来签。”席珩川没有看她，打断。
席母的唇动了动，终是止住：“你总算知道自己该做什幺。”
席珩川转身，目光平直地落在她脸上：“在你眼里，我该做什幺从来不重要。你更在意谁站在‘该’的那条线内。”他顿了顿，“但今天这份签名，是我给Nonna的，不是给你们的家谱。”
席母神色一僵，刚要回话，重症监护室的监护仪“滴”地拉长了一声。
两人齐齐看过去——老太太的指尖轻轻擡了一下。
席母目光闪过一丝慌乱，很快又被冷意裹住。她低低地吐出一口气，侧身让开：“签吧。”
签字时，席珩川的手很稳。
笔划落纸时，落下一个简洁、干净、没有任何犹疑的名字。旁边的主治点头，吩咐护理组核对。
席母看着那一行字，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黄昏。
少年在意大利的寄宿学校里，因为在课堂上顶撞老师被叫家长。
她赶到时，他背脊挺直，眼神冷，衣领扣得一丝不苟。
像一把刚磨出的刀，光隐在鞘里，却逼得人不敢逼近。
那时，她没有看见他的手指在课桌下悄悄用力捏着自己。她也没有看见，他熬夜给外婆翻译药单到凌晨的泛红眼尾。
……
两日后。
监护仪上的曲线先是迟疑地抖了两下，随后像一条筋疲力尽的小鱼，慢慢伏平。
呼吸机的气囊再鼓起一次，便不再起伏。
护士低声唤了两句“Signora”，又用最轻的力气按在颈侧，目光与主治对上……那是一种训练过的沉静，专为宣告终点而练就的沉静。
时间被医生写在病程记录上：十八点四十二分。
席珩川站在床尾，没有立刻靠近。
好像有人在他耳边说了句“慢一点”，他便真的慢了。
慢慢走过去，慢慢俯身，把外婆的手从被褥里捧出来。
那只手已不再回握，指节像干净的贝壳，凉、轻，失去分量。
他把那枚戒指轻轻转正，让刻痕朝上；又把被角理成早年老屋里他熟悉的折线。
从枕下出一指，向外斜折，像一只温顺的船帆。
席母站在一旁，拿纸巾按了按眼角：“去太平间之前，我陪你办手续。”
他说“好”，声音浅得如同是从胸腔某个空腔里退出来。
等到护士用白布盖住面容，他伸手，按住了布的一角，指腹在那层布上停了片刻，像是在抚一条将远去的水面。
送下去的时候，长廊在脚下延伸得比平日更长。
电梯门合上，光一层层向上退去，电梯镜面里映出他们三个人……他、席母、老家政。
每一张脸都似被水稀释过的影。
手续并不复杂，签名、核对、约定告别时间。
外面的暮色已深，席母说：“今晚回酒店歇一晚，明早再来。”
他摇头，说：“我想留在医院。”她看了他很久，终究只是点了点头，把水瓶放在他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