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没有走远。他站在病房门外，靠着墙，低着头，站了很久。走廊里护士推着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细碎的声响。他听着病房里安安静静的，没有哭声，没有动静，像里面没有人一样。他擡手想推门，手悬在半空，停了几秒，又放下了。他没有进去。他去了新生儿科。隔着玻璃，那个小小的保温箱里，他的女儿躺在那儿，身上插着管子，胸口轻轻起伏，呼吸很浅，像一只脆弱的、随时会碎掉的小动物。他站在那里，手贴在玻璃上，指尖微微发凉。他想起妻子生的那个女儿，抱在怀里的时候，沉甸甸的，温热的，哭声响亮，小脸皱成一团，四肢蹬着，有力气得很。他当时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孩子。他应该高兴。但此刻，看着保温箱里这个小小的、瘦弱的、连哭声都发不出来的婴儿，他心里涌上来一种陌生的感觉——细细密密的，像针尖扎在胸口上，不疼，但一直在。他想把她抱起来，想用大衣裹住她，想把她揣在怀里带走，想把这世间所有好的东西都捧到她面前。他又站了很久，才转身离开。
第二天他再来的时候，带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只极小的毛绒兔子，白色的，耳朵粉粉的，是他自己挑了好久才买到的。他隔着玻璃，把兔子放在保温箱旁边，小声说：“爸爸明天再来看你。”安娜没有问那只兔子的事。但第三天她下床，走到新生儿科门口，隔着玻璃看到那只白色的毛绒兔子歪歪地靠在保温箱边，她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转身回了病房。晚上德米特里来的时候，安娜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只兔子，低着头，拇指轻轻摩挲着兔子的耳朵，没有说话。他走过去，坐在床边，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安娜开口，声音很轻：“你给她取名字了吗？”德米特里说：“还没有。等你来取。”安娜沉默了很久，说：“叫妮娜吧。”他说：“好。就叫妮娜。”她低着头，没有看他，但手指攥着兔子的耳朵，攥得很紧。德米特里看着她，伸出手，轻轻覆在她攥着兔子的手上，没有用力。她没挣开，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她的手指慢慢松开了兔子的耳朵，反过来，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