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那条粉色洛丽塔裙子在陶叶的衣柜里依然被一件旧外套盖着，安安静静地躺在最里面。
她长高了一点，但还不够——裙子穿在她身上还是大了一号，腰上的蝴蝶结要别到最紧才能不往下滑。
她偶尔会在晚上把裙子拿出来，铺在床上，用手指沿着裙摆上的玫瑰花一朵一朵地摸过去，摸完了再折好放回去，像在进行某种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仪式。
这一年里地下街什幺都没变。日光灯管还是嗡嗡响，金吉家的手机柜台还是摆满了小灵通，她妈手里的计算器还是噼里啪啦地响。
金吉又打了几场架，每次都来找陶叶帮他贴创可贴，贴完了第二天继续打。
隔壁卖碟片的老王进了新货，在店门口挂了个小音箱，整天循环播放刀郎和庞龙，和发廊里飘出来的迪克牛仔串在一起，把整条走廊搅成一锅粥。
美琳姐的小房间也什幺都没变。
墙上还是那些海报，床上还是那套粉色碎花床单，床头柜上的松下CD机还是那台。但美琳姐变了。
不是变丑——她还是很漂亮，眉骨还是高，眼睛还是大，笑起来眼角的细纹还是好看的。
但她的眼神不一样了。
陶叶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只觉得美琳姐看她的时候，目光比以前飘了，像是在看她，又像是在看她身后的什幺东西，某个不存在于地下街的东西。
那一年美琳姐开始频繁地去地面上的一家酒吧。
酒吧不在地下街，在地面上，要走一段台阶上去，从地下街入口的栏杆旁边拐过去，再走半条街就到。那家酒吧的名字叫“夜色”，门口挂着一个用霓虹灯管弯成的酒杯图案，红色的光一闪一闪的，在夜里格外扎眼。
陶叶没有进去过，她十一岁，连酒吧的门都进不去。
但她知道美琳姐去那里，因为每次美琳姐从酒吧回来，身上都带着一种地下街没有的味道——烟味、酒味、还有某种甜腻腻的香水味，和发廊里的洗发水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奇怪的混合气息。
有时候美琳姐回来的时候心情很好，会抱着陶叶在房间里放中岛美嘉的歌，两个人一起跟着哼。
有时候她回来的时候不说话，坐在床边发呆，盯着墙上那些日本海报看很久，CD机里放了一半的歌忘了关，一直循环到天亮。
金吉妈有一次在走廊里和陶叶妈聊天，陶叶蹲在旁边拆一包辣条，耳朵却竖着听。
“美琳那姑娘最近老往上面跑，”金吉妈压低了声音，但压得不够低，“你说她妈也不管管，那发廊本来就——”
“嘘。”陶叶妈拿手肘碰了她一下，朝陶叶的方向努了努嘴。
金吉妈看了一眼陶叶，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
陶叶假装没听到，低头继续拆辣条。但她记住了那句话——“老往上面跑”。“上面”是地面，是地下街之外的地方。
陶叶不常去地面，她平时活动的范围就是地下街这一条走廊，偶尔跟金吉去地上那个小公园荡秋千，仅此而已。
地面上的世界对她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就像头顶那片从栏杆缝隙里看到的天空——知道它在那里，但很少真正走进它。
美琳姐开始频繁地往地面上跑之后的第二个月，陶叶注意到了那个男人。
那天傍晚，陶叶去发廊找美琳姐，刚走到玻璃门外面就停住了脚步。
透过玻璃门上的价目表贴纸，她看到美琳姐从走廊里出来，换了一条她从没见过的裙子——不是洛丽塔，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裙摆刚过膝盖，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她化了妆，眼线比平时画得更长，口红也比平时涂得更红。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
陶叶从没见过那个男人。
他比美琳姐高半个头，戴着银框眼镜，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腕上方，露出一块银色的手表。
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的表情很温和，和地下街那些穿着汗衫拖鞋的男人完全不一样。
他站在发廊玫红色的招牌下面，周围的日光灯照在他身上，把他照得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走错片场的人。
美琳姐挽着他的胳膊，笑着跟他说了什幺。他微微低下头去听，听完了也笑，嘴角的弧度很浅，但眼睛一直看着美琳姐。
那种看的方式让陶叶想起美琳姐墙上那些日本海报——干净，专注，没有地下街发廊里那些叔叔看姐姐们的眼神里那种东西。
陶叶没有推门进去。
她站在玻璃门外，手指还搭在门把手上，看着美琳姐挽着那个男人往走廊另一头走去。
他们走到了地下街入口的台阶，男人的白衬衫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然后和美琳姐的黑裙子一起消失在往上的台阶尽头。
那天晚上，陶叶敲了美琳姐的门。
美琳姐已经回来了，换回了那件宽大的T恤，脸上的妆还没卸干净，眼线在眼角晕开了一点，看起来像一片淡青色的阴影。
CD机里放着一首陶叶没听过的日语歌，旋律很慢，女歌手的声音像泡在温水里的绸缎。
“美琳姐，”陶叶坐在床边，两条腿悬在床沿一晃一晃的，“今天那个叔叔是谁？”
美琳姐正在拿卸妆棉擦脸上的粉底，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语气很平常：“哪个叔叔？”
“穿白衬衫的那个。戴眼镜的。”
“哦。”美琳姐把卸妆棉扔进床头柜旁边的垃圾桶里，抽了一张新的，“他叫田中。日本人。来上海出差的。”
日本人。陶叶在嘴里默念了一遍这三个字，脑子里浮现出美琳姐墙上的那些海报——原宿、表参道、滨崎步、中岛美嘉。那些地方和那些人，都在日本。
“你们在谈恋爱吗？”陶叶问。她十二岁了，已经从隔壁碟片店老王那里看过了足够多的言情剧光盘封面，知道“谈恋爱”这个词是什幺意思。
美琳姐笑了，笑声从鼻子里哼出来，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算是吧。”她把用过的卸妆棉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转过头来看着陶叶。她的脸上没有妆了，皮肤在日光灯下显得有点苍白，但眼睛还是很亮。“他对我很好。”
“怎幺好？”
美琳姐想了想，从床头柜上拿过一个小盒子递给陶叶。那是一个粉色的纸盒，上面印着日文，陶叶一个字都不认识。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发卡，银色底托上镶着淡粉色的水钻，蝴蝶结的造型，很小很精致，和美琳姐平时在发廊旁边两元店买的那种塑料发卡完全不一样。
“他送你的？”陶叶问。
“嗯。”美琳姐把发卡从盒子里拿出来，别在陶叶的头发上。她的手指很轻，别发卡的动作像是在摆弄一件易碎的东西。“好看吗？”
陶叶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粉色水钻在日光灯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蝴蝶结的形状正好和她身上那条美琳姐送的洛丽塔裙子相配。她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好看。”
美琳姐笑了，又从盒子里拿出另一只发卡，别在自己头发上。两个人坐在床边，对着镜子里的彼此，头发上别着一样的蝴蝶结发卡。CD机里的日文歌唱到了副歌部分，女歌手的声音高起来，像一只鸟试图穿过层层水泥天花板飞到地面上去。
“叶子，”美琳姐忽然说，“他说会一直给我买洛丽塔。”
陶叶从镜子里看着美琳姐。美琳姐的嘴角带着笑，但她的眼睛没有笑——那种眼神，陶叶说不清楚是什幺。很多年后她回想起来，才知道那种眼神叫作“希望”。一个在地下街发廊里住了二十三年的人，第一次被一个男人承诺会给她买洛丽塔。
在那一刻，洛丽塔不是一个牌子，不是一条裙子，不是层层叠叠的蕾丝和蝴蝶结。它是从地下街飞出去的机票，是原宿街头的阳光，是《下妻物语》里那片绿色的田野，是所有那些美琳姐贴在墙上看了十几年的海报突然活过来的可能。
陶叶十二岁，她还不太懂这些。她只知道美琳姐看起来很开心，而她也跟着开心。
从那天起，美琳姐开始频繁地提起“日本”这两个字。
“日本有一种糖，叫金平糖，小小的，五颜六色的，像星星一样。”她坐在床上翻着一本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日本旅游杂志，指着上面的图片给陶叶看。
陶叶趴在她旁边，两条腿翘起来交叉在一起，下巴搁在交叠的手背上，看着杂志上那些她从没见过的风景。
金阁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富士山顶上覆盖着白雪。涩谷的十字路口人山人海，霓虹灯比地下街所有的日光灯管加起来还亮。
“这是原宿。”美琳姐翻到另一页。
陶叶凑近了看。
那是一条街道，两边的建筑五颜六色，路上走着的女孩穿着各式各样的洛丽塔裙子，粉的蓝的白的黑的，裙摆大得像一朵朵移动的花。
她们手里拎着蕾丝阳伞，头发卷成精致的波浪，在阳光底下笑得灿烂而自然，好像穿洛丽塔走在街上是最普通不过的事。
陶叶看了很久。她想起自己穿着那条粉色洛丽塔在地下街走廊里跑的时候，隔壁卖碟片的老王笑着探出头来看，金吉吹口哨，她妈说“穿成这样干嘛又不出去”。地下街的人觉得洛丽塔好看，但那是“奇怪”的好看，是需要用口哨和注目礼来标注的好看。但在照片里那个叫原宿的地方，穿洛丽塔不需要任何理由。
“日本的女孩都这样穿吗？”陶叶问。
美琳姐想了想，笑了。“不全是。但在原宿，你想穿什幺就可以穿什幺。”
想穿什幺就可以穿什幺。这句话陶叶记了很久。
那个叫田中的日本男人来地下街的频率越来越高。他每次来都穿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腕上方，露出那块银色的手表。他会给美琳姐带东西——有时候是一盒从日本寄来的巧克力，有时候是一条从原宿买回来的发带，有时候是几张中岛美嘉的新CD。每次美琳姐收到礼物的时候都会笑，笑完了把东西收好，拉着陶叶一起拆包装。
陶叶见过他几次。有一次他在发廊门口等美琳姐换衣服，陶叶刚好从隔壁金吉家出来，和他对上了目光。那个男人朝她微微点了一下头，笑了笑。他的笑容很温和，但陶叶注意到他的目光没有在她身上停留太久——不是因为不礼貌，而是因为他的目光很快就越过她，找到了刚从发廊里走出来的美琳姐。然后他的眼睛里亮了一下，很微弱但很确定，像有人在他瞳孔里点亮了一根火柴。
“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别的东西。”后来美琳姐会这样跟陶叶说。
那时候陶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她十二岁，不知道“别的东西”指的是什幺，不知道在发廊那种地方住久了的人能从男人的眼神里读出多少种不同的内容。
她只知道美琳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笃定的，笑容是安心的，比她见过的任何时候都像墙上那些海报里的女孩——干净，明亮，眼睛里闪着光。
美琳姐要走的消息是在那年夏天传来的。
那天很热，地下街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所有店铺都把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扇叶转动的咔咔声和日光灯管的嗡嗡声搅在一起，吵得人心烦。
陶叶蹲在金吉家柜台前面和金吉分一根冰棍，你一口我一口，冰棍化得太快，糖水顺着手指缝往下滴。金吉妈在旁边招呼客人，手里拿着两个小灵通给一对母女看，嘴里说着“这个信号好，充一次用三天”。
金吉爸在柜台后面修一个屏幕碎成蛛网的手机，螺丝刀咔咔咔地转。
美琳姐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她穿着一条洛丽塔裙子——不是那条粉色的，是一条新做的，蓝色的，裙摆上绣着小雏菊。她走到陶叶面前蹲下来，和她的视线平齐。然后她笑了，眼角好看的细纹皱起来。
“叶子，我要去日本了。”
陶叶手里的冰棍掉了。半截冰棍落在地上，碎成三块，冰水溅在她的膝盖上。
金吉说“操，掉地上了”，然后弯腰去捡，但陶叶根本没听到他在说什幺。
她只是看着美琳姐，看着她蓝色的洛丽塔裙子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看着她的笑容和平时一模一样，又好像哪里都不一样。
“跟那个叔叔吗？”陶叶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
“嗯。”美琳姐伸手帮她把膝盖上的冰水擦掉，动作很轻，手指很软，“他要娶我。”
金吉捡冰棍的手停在半空中。他擡头看了一眼陶叶，又看了一眼美琳姐，识趣地站起来走开了，把剩下的半根冰棍叼在嘴里，蹲在自家店门口远远地看着她们。
“什幺时候走？”陶叶问。
“下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七天。
陶叶低头看着地上碎掉的冰棍，糖水正在水泥地面上慢慢洇开，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小水洼。日光灯管的倒影在水洼里晃动，像一个被人打碎又被强行拼起来的月亮。
“你还回来吗？”她问，声音有点闷。
美琳姐没有马上回答。她伸手把陶叶被电风扇吹乱的刘海拨到一边，手指停在她的额头上方——那是陶叶小时候在地下街走廊里跑太快撞到墙留下的疤，一个小小的，颜色比周围皮肤浅一点的凹陷。
“回来。”美琳姐说，“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了，接你去玩。”
陶叶点了点头。她没有哭。她十二岁了，已经不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年纪了。但她低头看着地上那摊冰棍水的时候，觉得胸口那个位置——肋骨后面、心脏上面的地方，有什幺东西正在往下沉，很慢，很重，像一颗石头被丢进井底，要很久很久才能听到落地的声响。
走的前一天晚上，美琳姐带她去看了星星。
地下街唯一能看到天空的地方是入口的栏杆。那是一片被切割成不规则四边形的天空，比美琳姐那台十四寸的电视机屏幕大不了多少。但足够她们看到几颗星星——不是很多，三颗，挂在灰蓝色天幕的边缘，被城市的光污染冲得很淡，淡到要眯着眼睛才能勉强辨认。
美琳姐靠在栏杆上，仰头看天。她穿着那条粉色的洛丽塔，就是一年前她照《下妻物语》做的、后来送给陶叶的那条。她已经把这件裙子送给陶叶了，但她说想借来穿一晚。“最后一次了，”她说，“明天就带不走啦。”陶叶说好，然后从衣柜最里面把那条裙子翻出来递给她。
现在美琳姐穿着它，粉色蕾丝和蝴蝶结在夜风里微微晃动，她的头发散在肩上，被栏杆旁边路灯的光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
陶叶站在她旁边，比她矮一个头，手抓着栏杆的横杆，铁锈的粗糙质感硌着她的掌心。
夜晚的风从地面上灌下来，带着夏天特有的闷热和远处烧烤摊的孜然味。地下街入口的楼梯像一张张大的黑色嘴巴，把所有从地面落下来的东西都吞进去——塑料袋、落叶、烧烤摊的竹签、还有美琳姐说的那些话。
美琳姐仰着头，眼睛映着头顶那三颗稀稀拉拉的星星。
“姐姐，你不怕那个叔叔是坏人吗？”
美琳姐低下头看她。她的睫毛在路灯下投下两片细长的阴影，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没想到陶叶会问这个问题。
然后她笑了，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细纹比一年前深了一点点，但在路灯下看不出来。
她看起来还是地下街最漂亮的那个姐姐。
“姐姐从小在发廊长大，”她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什幺样的男人都见过。”
她顿了顿，重新仰起头看着头顶那三颗星星。
“他不一样。”
陶叶跟着她一起仰头。三颗星星，一大两小，大的那颗在最上面，两颗小的在下面一边一个，像是有人在天上随手洒了一把碎钻，其中三颗刚好落在了地下街入口的栏杆上方。
她想起那个叫田中的男人。
白衬衫，银框眼镜，看美琳姐的时候眼睛里亮的那一下。
她十二岁，还不会用“清澈”或者“纯粹”这样的词去形容一个人的眼神，但她知道自己不喜欢发廊里那些叔叔看姐姐们的方式——那种目光像是手，会乱摸。
而田中看美琳姐的方式不一样。他看她的时候像在看一样珍贵的、需要轻拿轻放的东西。
也许这就是美琳姐说的“眼睛里没有别的东西”。
陶叶忽然觉得，也许美琳姐真的找到了一个好男人。也许那个叫田中的日本人真的会给她买很多洛丽塔，带她去原宿，带她去表参道，让她站在那些五颜六色的街道上穿着她最喜欢的裙子，再也不用回来。
但如果是这样，那她自己呢。
她没有问出这句话。她把下巴搁在栏杆的横杆上，铁锈味钻进鼻子里，凉凉的，腥腥的。夜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露出额头上那个小小的疤。
“美琳姐，”她说，“你还会回来吗。”
这个问题她昨天问过了。但昨天晚上美琳姐的回答是“回来”，而今天晚上——星光底下，风从地面灌下来，栏杆上的铁锈簌簌往下掉——美琳姐没有回答。
她只是伸手揽住陶叶的肩膀，把她往自己身边拉了一下。陶叶的头靠在美琳姐的胳膊上，隔着那层粉色洛丽塔的布料，她能感觉到美琳姐身体的温度。
温的，还在她身边。
“叶子，”美琳姐说，她的声音在夜风里飘了一下，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羽毛，轻轻地落下来，“你要自己走。”
陶叶把头靠在美琳姐的胳膊上，没有说话。她十二岁，不太确定“自己走”是什幺意思。她以为是祝福，是鼓励，是美琳姐在说“等你长大了也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她不知道这三个字还有另一层意思——没有人会一直陪着你，没有人会带你走，所有你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都会在某一个夏天的夜晚，穿着粉色的洛丽塔裙子站在地下街入口的栏杆旁边，松开你的手。
她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记了二十四年。等她终于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的时候，她已经三十六岁了，站在同一个地下街入口的同一个栏杆旁边，手里没有牵着任何人，头顶上还是那三颗星星。
但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那天晚上，陶叶和美琳姐在栏杆旁边站了很久。
站到头顶的三颗星星从灰蓝色天幕的左边挪到了右边，站到地下街入口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两个晚归的商户推着自行车叮铃铃地经过，站到夜风从闷热变成了微凉，美琳姐牵着她的手走下台阶，穿过走廊，推开发廊那扇褪了色的玻璃门。
发廊已经关门了。沙发上没有了嗑瓜子的姐姐们，理发椅上蒙着白色的防尘罩，地上的碎头发已经扫干净了，空气里残留着洗发水和烫发药水的味道。美琳姐拉着陶叶穿过那条窄走廊，走过那些关着灯的小房间，走到最里面那间。
松下的CD机还在床头柜上。墙上的海报还在。滨崎步和中岛美嘉还在那里，原宿和表参道的街景还在那里，《下妻物语》的盗版DVD还放在电视机旁边。但衣柜已经空了，行李箱立在墙角，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明天一早就要被拎到地面上去，坐上出租车去机场，飞去那个叫日本的地方。
美琳姐把那条粉色洛丽塔脱下来，小心地折好，放进陶叶手里。“还给你，”她笑着说，穿着睡衣，脸上的妆卸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和平时一模一样，好像明天不是要远嫁异国，只是要去隔壁裁缝铺串个门。“等你再长高一点就能穿了。”
陶叶接过裙子，把脸埋进去。蕾丝和蝴蝶结蹭着她的脸颊，上面还留着美琳姐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不是洗衣粉，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和美琳姐轻轻的呼吸声混在一起，构成了一首不需要乐谱的摇篮曲。
美琳姐没有再说“你要自己走”。她只是在陶叶抱着裙子离开房间的时候，从背后叫了她一声。
“叶子。”
陶叶回过头。
美琳姐坐在床边，床头灯在她身后亮着，把她的轮廓描成了一道暖黄色的剪影。
她看着陶叶，眼睛里有一种陶叶看不懂的光——那种光不像星星，不像日光灯，不像地下街任何一盏亮着的东西。它像某种液体，蓄满了眼眶但始终没有流出来。
“你要好好的。”美琳姐说。
陶叶点了点头。“嗯。”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发廊最里面那间小房间已经空了。
墙上那些海报还贴在那里，但衣柜空了，CD机带走了，床头柜上只剩下几本旧杂志和一个空了的卸妆棉盒子。
美琳姐的行李箱不见了，走廊里只剩下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和隔壁老王店里循环播放的刀郎。
陶叶站在那间空了的房间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短裤，手里攥着那条粉色洛丽塔裙子。她走到墙边，伸手摸了摸墙上那张海报——那个穿着粉色洛丽塔的日本女孩站在原宿的街道上，笑得灿烂而自然。
然后她听到一阵脚步声从走廊那头传来，金吉跑得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
“走了？”他问。
“走了。”陶叶说。
金吉站在门口，胸口一起一伏的，像是跑了一路。
他看着那间空了的房间，看着墙上那些还没撕掉的海报，看着陶叶手里那条粉色的裙子，张了张嘴想说什幺，但最终只是走过来，在她旁边站定，把手里攥着的东西塞给她。
一个还带着体温的草莓味阿尔卑斯棒棒糖。
陶叶接过来，剥开糖纸，塞进嘴里。草莓的甜味在舌尖化开，和她胸口那种说不清的酸涩混在一起，变成一种她从没尝过的味道。
她擡头看了一眼头顶的日光灯管。它还在嗡嗡响。它永远都会嗡嗡响。
但地下街最温暖的那间小房间，从今天起，不在了。
她含着棒棒糖走出发廊，金吉跟在她身后，两个人沿着走廊往回走。经过金吉家手机柜台的时候，金吉妈擡头看了她一眼，嘴巴张了张但没出声。经过她家服装店的时候，她妈正在门口理货，看到她手里的裙子，愣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理货。
陶叶走回自己房间，把那条粉色洛丽塔重新折好，放回衣柜最里面，用那件旧外套盖住。
然后她坐在床边，打开金吉给她的那颗草莓味棒棒糖的糖纸，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糖纸上印着一颗草莓，旁边写着“阿尔卑斯”四个字，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日期——2000年8月17日。
她不知道的是，那一天的日期会被她记在心里，和之后更多的日期一起，串成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地下街、金吉、美琳姐、还有那个还没真正认识的男孩叶翼柯，全部连在一起。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
此刻她只是坐在床边，看着手里的糖纸，想着美琳姐靠在栏杆上看星星时的侧脸，和那句她当时以为是祝福的话。
“叶子，你要自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