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知道自己是怎幺“清理”完那台油印机的。
她也不记得自己是怎幺锁上印刷室的门。
苏晴只知道，她必须“逃”。
她像一个幽灵，冲出了那栋灰色的、散发着“腐朽”气味的主楼。
深夜的、冰冷的空气灌进她的肺里，她却依然闻不到一丝“干净”的味道。
她的鼻腔里，喉咙里，甚至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里，都还是那股刺鼻的油墨、溶剂，以及……那间杂物间里，“咯吱”作响的、混合着汗液和廉价香水的气味。
她冲到了大院的自行车棚，（她的行李箱还寄放在宿舍，她现在骑的是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胡乱地解开锁，逃命似的骑了出去。
晚风“呼”地一下，吹起了她的头发，也把她脸上的泪水吹得冰冷。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哭了。
不是因为委屈。
也不是因为愤怒。
而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性的“恶心”。
她以为自己反抗了张明华，她就“赢”了，她就“干净”了。
可她刚刚看到的，比张明华那晚的“图穷匕见”更让她绝望。
李姐，那个她鄙夷的、嘲笑的女人，用她最看不起的方式，拿到了她想要的一切——金钱、假期、地位（“先进个人”）。
而她苏晴，这个“笔试第一”的“高材生”，这个“宁死不屈”的“贞洁烈女”，换来的，就是沾满油墨的双手，和一间发臭的地下室。
她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她骑着车，在凌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狂奔。
她想吐。
她停在一条暗巷，（那股酸水再也忍不住），扶着墙，吐得天昏地暗。
她吐出来的，仿佛不只是中午的馒头，还有她这二十二年，（在大学、在法学院）建立起来的、关于“公平”、“正义”和“尊严”的一切信仰。
她吐到最后，只剩下干呕。
她筋疲力尽地回到那个租来的、月租80块的“筒子楼”单间。
房间狭小，隔音很差。
她刚掏出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到了自己房间里，那台老旧的“红色座机”电话，正发出一阵阵“铃铃铃——”的、几乎要撕裂夜空的、尖锐的铃声。
这幺晚了，谁会打电话？
她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
她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
苏晴颤抖着手，打开门，扑过去抓起了话筒。
“喂？！”
“晴晴！晴晴啊！你快回来啊！你爸……你爸他出事了！！”
是她母亲的声音。
一种彻底“崩溃”了的、撕心裂肺的哭嚎。
苏晴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
“妈！你慢点说！爸怎幺了？！”
“你爸……在厂里……（她母亲的哭声几乎让她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上夜班……那个破机器！又卡了！他去弄……呜呜呜……”
“妈！”苏晴尖叫起来，“爸到底怎幺了？！”
“……手！他的手！被……被轧进去了啊！！”
“……三根……三根手指啊！晴晴！全断了！！”
“轰——”
苏晴的脑子里，最后一根弦，断了。
话筒，从她那只沾满了油墨污渍的、无力的手中，滑落。
“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话筒里，她母亲那绝望的哭嚎还在继续，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苏晴的神经。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在她（苏晴）被“机关”那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时，她的“家”，那片她以为最稳固的“后方”，也，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