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号上午十点,沈砚在实验室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所里管设备的副所长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天津海关,那批货,没放。说是新加坡发货方的资料要补充审查。补什么,没说;什么时候放,也没说。
沈砚那天穿一件白色的实验服,里面是一件浅灰色的羊绒衫,袖口挽起来,露着那块白盘的表。他听完了,说:“知道了。”
副所长等了一下:“要不要……跟家里说一声?”
“不用。”
他挂了电话,回到显微镜前面,把上午的数据做完了。
同一天上午,裴既明的车上。
秘书照例在念当天的事,念到第六件,停了一下。
“天津海关压了一批货。沈家那个所的,第三类。发货方是新加坡一家大学的实验室,再往上,是一家卢森堡的公司。”秘书翻了一页,“打招呼的是周家的小儿子。周家的小儿子,是替程骁打的。”
这一回,裴既明把文件放下了。
话是话。事是事。
“沈砚那边呢?”
“没有找任何人。”
裴既明点了一下头。
“那就等着。”
秘书不知道他在等什么。秘书也不问。
六月二十号,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美国商务部更新了实体清单。
新加坡那家大学的合作实验室,在上面。卢森堡那家公司,也在上面。理由是向中国转移受管制设备。
消息传回北京是晚上九点。第二天早上,几家官方媒体都发了评论,说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无理打压正常的科研合作。
同一天,天津海关那批货,还压着。
有些事,摆在一起,就变了味道。
美国人说,这台设备不该进中国。天津海关也不让这台设备进中国。
压下这批货的人,本来只是想恶心一个女人。可现在从外头看,这件事只剩下一种看法:美国人在新加坡那头提,国内有人在天津这头配合着提。提的,是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了八个月的东西。
程骁是第二天中午才回过味来的。他给周梓渊打电话,让他赶紧放。
周梓渊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出声。
“放不了了。”他说,“上头已经有人来问了。”
来问的人,是沈砚请来的。
他没有打电话,也没有托人。六月二十一号上午,他写了一份情况说明,跟正月里那份一样,一页纸,没有一个形容词:设备名称,采购合同,审批文件,到港日期,海关扣押的日期,扣押的理由,美方列入清单的日期。
最后一行:两件事间隔两天,请有关部门核实,国内扣押的依据何在。
他按规定发给了所里,抄送了科技部。又多抄送了一个部门。
跟正月里一样,那个多出来的部门,是没有人会想到的那一个。
六月二十一号晚上,程家老大看到了新闻联播后面那条三十秒的消息。
他六十七,退下来三年了,平时在家里写字,很少出门。他看完那条消息,又让秘书把天津那边的事从头说了一遍。说到一半,他把毛笔搁下了,墨汁滴在宣纸上,洇开一大片。
一台设备。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人前脚把它列进清单,天津后脚就把它扣在港里。扣货的人,姓程。
他把那杯茶喝完,才拨了弟弟的电话。
“骁骁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我让他放了。”
“放不了了。沈家那孩子写了东西,抄送了不该抄的地方。”程家老大说,“货明天会放,这个不用你管。你要管的,是放了以后。”
程家老二没有说话。
“怀柔那块地,”程家老大说,“骁骁那个基金,跟沈家的人争了两年了吧?”
“……是。”
“撤了。”
“哥,那块地——”
“还有明年开春空出来的那个位子。”程家老大没有让他说完,“你推的那个人,也撤了。”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
程骁是第二天早上知道的。
那块地是他回国以后自己张罗的头一件大事。怀柔科学城边上,国家实验室的配套,三百多亩,规划里写着半导体中试。他跟沈家那边的人磨了两年,评审过了两轮,就差最后一轮。
他大伯一个电话,撤了。
他坐在金融街二十八层的办公室里,把那份撤回申请从头看到尾,签了字。那个夏天,他再也没有攒过局。
周家那边,让得更快。
天津港保税区有一片冷链仓,周家跟林家争了三年,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六月二十二号上午,周家的律师递了一份撤诉申请,没有写理由。
周梓渊的父亲没有骂他。只是那年夏天,周家的饭桌上,没有人再提起过他的名字。
林三那一周什么都没做。
五月里在后海那间茶室,他就已经把手收回来了。他只是在六月二十号晚上看到那条新闻以后,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很晚。
新加坡。卢森堡。华盛顿的清单。天津的港口。程家。
这些东西,五月底就摆在他的桌上。他看见了,程骁也看见了。他选了不碰,程骁选了伸手。
他不知道这件事里,裴既明到底知道多少。他只知道,他不想知道。
六月二十三号,那批货放了。天津海关来了一位副关长,亲自到所里赔了不是,说是下面的人工作不细,理解偏了。
七月,怀柔那块地的最后一轮评审,只剩下一家来申请。沈家的。
天津港那片冷链仓,判给了林家。林三自己都没想到。
第二年开春,那个空出来的位子,落到了一个年轻时在裴老爷子老部队里当过兵的人头上。程家没有推人,也就没有人跟他争。
消息是礼拜一传开的。
礼拜四的牌桌上,翡翠镯子摸了一张牌,半天没有打出去。东家太太张了张嘴,又合上了。裴夫人坐在对家,照旧一句话都没有,打完一圈,把账算得清清楚楚。
从正月十五到六月底,许家那个表妹被这个圈子嚼了整整半年。怀上了,戒毒,凯斯勒的女孩,一晚上陪三个。
怀柔的一块地,天津的一片仓,明年的一个位子。一台设备进了港,三样东西换了主人。
没有人说得清这五天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看见裴家伸过一根手指头。沈家那个孩子只是写了一页纸。那个表妹,在所有人眼里,自始至终没有走出过国贸三十七层。
可是那些话,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不是没人信了。是没人敢说了。
有一回在工体北路那家会所里,有个喝多了的起了个头:“许家那个——”
旁边的人伸手,把他的杯子按住了。
从头到尾,没有人看见裴既明做过什么。他甚至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那一周还有一件小事,没有人注意。
荷兰一家养老金,把它在一家荷兰半导体设备商亚洲服务公司里的股份,卖给了一家香港的基金。交易金额不大,新闻只有两行。中国这边的审批,三天就批了下来。
那家荷兰设备商,就是沈砚那台设备的原厂。
这条新闻没有人转发。华盛顿的人那一周都在忙着往实体清单上加名字,北京的人都在忙着看程家的笑话。
六月二十四号晚上,设备进了所里的洁净间。
他摘了手套,拿出手机,翻到那个号码。
半年,这个号码里一条消息都没有。
他打了两个字:“到了。”
回复几乎是立刻来的。
“我知道。”
他看着那三个字。
国贸三十七层,客厅的灯没有开。
她坐在阳台的藤椅里。六月的夜风是温的,她穿一件真丝睡裙,光着脚踩在藤椅的边沿上,手机扣在扶手上。
长庚跳上来,在她腿上转了一圈,趴下了。
楼底下,长安街上的车流一条往东,一条往西,在国贸桥底下交错过去,各自开往对方来的方向。她看了很久。
车流一直没有断。看久了,分不清哪一条是先来的。
成年线样章专项九月,有关部委发了一份不对外的通知。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重大专项,十月底定牵头单位。盘子有多大,通知里没写,可圈子里的人都在传一个数:三百亿起步。
谁来牵头,本来没有什么可争的。
沈家老爷子当年就是干这个的,国防科技那一代的人,很多现在还在用的厂房和图纸,是他签的字。沈砚的伯父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掌事,父亲在一家军工集团当二把手。上头的人心里都有数:这件事交给沈家,是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的事,最招人惦记。
十月第二个礼拜,一份实名举报信送进了科技部,又抄送了两个地方。
举报的是沈砚。说他主持的重点实验室,去年经由一家已被美方制裁的新加坡机构转入一台管制设备,采购链条不清,存在重大涉外风险。附了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截图,附了天津海关六月份扣货的记录。
结论写得很重:此人不宜牵头国家重大专项。
同一个礼拜,专家组的一位委员在预备会上开了口。他六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句句不提沈家,句句都是风险:牵头单位要经得起美方的放大镜,不能有一点尾巴。
而华盛顿那边,有人在推一件事:把沈砚的研究所,和沈家父亲那家军工集团下面的两家子公司,一起加进实体清单。
一里一外,两把钳子,夹的是同一个人。
举报信送到沈家的那天晚上,前院的灯亮到了很晚。
伯父从城里赶回来,父亲从西安连夜飞回来。两个人都穿着深色的夹克,坐在老爷子书房里,等沈砚。
沈砚是九点进的门。白衬衫,深灰色的羊绒开衫,腕上那块白盘的表,手里拎着一只很薄的黑色文件袋。
“举报的事,”伯父先开口,“我已经找人问了。——”
“不用问了。”沈砚把文件袋放在老爷子的书桌上,“东西都在这里。”
文件袋里一共四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份荷兰文的合同复印件,附着中文翻译和公证。荷兰原厂的留档本,每一页都有签字,最后一页是荷兰政府的出口许可,盖章的日期,比新加坡那家机构上清单早了九个月。一台在欧盟法律下完全合规、在被制裁之前就已经交割完毕的设备。
这份东西,是一月底开始调的。
第二样,是一份回避申请。专家组那位穿中山装的委员,前年在新加坡那家机构挂过一年访问学者的职。人没去,名字挂着,工资也领着。一个在被制裁机构领过钱的人,坐在专家组里,谈别人的涉外风险。
申请是九月就递上去的,压在一个不会被人翻动的抽屉里,只等他开口。
第三样,是一份应对预案。如果美方将研究所及关联单位列入实体清单,所有进口备件、维保合同、软件授权,如何在三十天内完成替代。备件三年的量,八月份就已经入库。
预案的最后一页写着一个日子:十月第三个礼拜四。
第四样,只有一页纸。跟正月里那一份、六月里那一份一样,没有一个形容词。举报人背后的那家民营集团,它最大的出资方之一,和程骁那家基金的出资人,是同一个普通合伙人。而这个普通合伙人,在华盛顿那家爱列表格的智库里挂着顾问。今年五月那张三十二行的表,就是那家智库发的。
一里一外的两把钳子,攥在同一只手里。
书房里没有人说话,座钟走了一刻钟。
伯父翻完了第四页,把纸放下,摘了眼镜,也没有说话。
父亲看着沈砚。他这个儿子从小只会做实验,家里的事从来不问,饭桌上一年说不了十句话。
“这些,”父亲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弄的?”
沈砚想了一下。
“一月底。”
“那时候这件事还没影儿。”
沈砚没有接。
老爷子一直坐在书桌后面,没有开口。这时候他伸手,把那四样东西按着顺序摆好,一样一样地叠起来,放回了文件袋里。
“这次的龙,”他说,“没死。”
十月第三个礼拜四,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美国商务部更新了实体清单。
沈砚的研究所在上面。军工集团下面的两家子公司,也在上面。
消息传回北京是晚上九点。那个时候,研究所的应对预案已经在专家组每个人的桌上放了三天了。预案的标题很平,可第一页第一行写着:美方越是封锁,越证明本专项的必要与紧迫。
钳子来了。可那个被夹的人,早就把自己的手从钳口里抽出来了。
下一个礼拜一,专家组开会。
那位穿中山装的委员没有来。会前一个钟头,他的回避申请被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批了。
举报信被退了回去,附了一句话:经核实,采购合规,举报不实。另外两个被抄送的地方,收到了沈砚那一页纸。那一页纸后来去了哪里,没有人说。
投票是全票。
那家民营集团三天以后撤回了申报,又过了一个月,把它在专项配套产业园里的一半份额,按成本价转给了沈家伯父的基金。没有人逼它,是它自己送来的。
程骁那家基金的两个新出资人,年底前都退了。
圈子里的人后来说起这件事,说得最多的是一句话:沈家那个只会做实验的孩子,一个人,提前半年。
没有人知道,是四句话。
那天晚上,沈砚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他把那四句话一句一句地想了一遍。一月底的雪,三月底的狮子头,五月京都的雨,六月初那张不好的床。
每一句,他自己都知道大半。每一句,她都只给了他不知道的那一小块。就那一小块。多一点都没有。
四小块拼在一起,刚好是他要的那一张。
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只知道,第一块,是一月底给的。那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影儿。
他拿出手机,翻到那个号码,最后什么都没有发。
十一月,西山下了头一场雪。
那天早上八点十分,他跑到半山腰,比平时慢了一点。
亭子里没有人。雪地上,也没有那一串小小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