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觉得他整个人生都是提线木偶，被安排好了的，提着往前走，他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他爸想让他接班，他妈想要他进政界，但是不管走哪一条路，对于他的情况来说，进国内那几所“红校”对他来说都是最稳妥的路线。
他们替他筛好了学校和专业——学校就那几所，专业也锁死在法学、公共管理、经济学这几门，将来进编制也好进企业也好，都好看。
研一进哪家重点课题组，实习安排进哪个厅局、哪个司局、哪个调研组，暑期社会实践该去哪个贫困县挂职锻炼，都有人替他掂量过。
什幺时候该低调，什幺时候可以靠家里推一把，什幺时候该主动站出来，领个小项目刷政绩，或者什幺时候又该在生意场上露面，跟未来的合作方混个脸熟，全是提前排过序的。
就像一张表格，每一步都被人填好了。他要做的，只是按时提交，不出错。
他父母只需要一个听话的继承人，一个体面、稳妥、没有失控风险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有自我意志的“宋珂”。
他感觉他从来不是他们讨论里的“人”，他是一个“项目”。
而他现在就在这个项目的某个节点上，要打通一下，走进那张已经画好路线的图纸里。
他能叛逆的空间极小，最多不过是在既定轨道上偏个几度。去读国际学校这件事，是他反复争取了好多次，家里最后才松口，像是把他放出来透了口气。
他们这些人，每一步都是算好了的，他是，他妈也是。
他记得他小时候，还很黏妈妈的时候，有一年她妈被他爷爷，作为部门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安排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当初三班主任，说是为了补上“基层经历”，以后才能算储备干部，那一年他们都没见上面，所以他印象很深。
她妈回来的那阵子，偶尔会跟他说起那个学校的事。明面上是重点校重点班，可小地方就是小地方，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她说这话时，手指会轻轻敲着茶杯壁，像在数那些她看不上的人：“一个个土得掉渣，家长没见过世面，学生也是，没家教、不知廉耻，什幺不上台面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教育他：“小珂，以后少跟穷人打交道。”
那时的他也很听妈妈的话，只抿着唇点头。
不过，关于那个地方的事也没说多久，她妈回A城后就开始竞职干部，忙着新的工作和人脉，那些偏远小县的故事很快就被丢到脑后。
饭桌上已经在寒暄和总结，他察觉到这顿饭快进入尾声。
他没吃多少。
这种饭局本来也不是吃饭的地方。
他现在还奉行着自小被教出来的那套规矩：只夹面前的菜，汤只能舀三勺，舀完要先停一下，等汤面平稳再落勺，不能溅出一点水花。
筷子不能敲碗，不能插在饭里，更不能去翻菜。嘴里有食物时唇必须闭严，不能露出半点咀嚼的样子。
六七岁那年，他在一桌宾客面前伸筷子去夹隔着两个人的红烧肉，还没碰到，就被母亲用筷子敲了一下手背。那声“啪”脆得很，手背立刻泛红，他忍着没哭，母亲像什幺都没发生过一样，把肉夹回自己碗里，笑着和旁人寒暄。
他好一段时间没来参加这种场合，随着他爸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妈的位置越来越高，他已经不需要坐在那当个纯粹的摆设了。
他现在如坐针毡，迫不及待想要回去见余清淮。
他想要吃她做的饭，也想看她吃东西。
每次看她吃东西他就很有食欲。
余清淮整个人就让他很有食欲。
他想到这里有些按耐不住自己心里的痒意，表面还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一手还握着那只白瓷杯，另一只手却偷偷从裤兜里掏出手机，人往椅背上靠了一点点，在桌下点开余清淮的微信，飞快的敲字：
“余清淮，我想吃你做的寿司。”
手机就捏在掌心，很快，手机振动了一下。
他垂眼瞟去，只有一个字。
“好。”
就这样简单的回应，也像有人给他喂了一粒糖，正在慢慢化开。他抿了一口茶，唇角不经意地往上带了带。
总算是露出今晚唯一一个真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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