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里人不多，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灰色大衣的男人，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美式。她走进来的时候，男人擡起头，朝她点了点头，示意她坐下。她拉开椅子坐下来，没有点东西，双手放在桌面上，等着对方开口。中间人没有绕弯子，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她的面前。她低头看了一眼，是一份合约，A4纸，三页，打印得很整齐，页脚有编号，像是经过律师整理过的文档。
索洛维约夫说：“他看了你上次的体检报告。他说你处理得很好，没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多余的问话。他想跟你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
她没说话，低头看着那份合约。条款写得很清楚：每月固定十万卢布，转入她指定的账户；住房由对方提供，市中心一套公寓，两室一厅，拎包入住；吃穿用度另行供给，有专门的人负责采购；她需要做到的是——随叫随到，但频率不会超过每月两次；不能怀孕，所以需要她长期服用避孕药，或使用宫内节育器；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对方的信息，包括姓名、外貌、声音特征、居住地等一切细节；不能主动联系对方，所有安排通过中间人协调。
她看完最后一页，擡起头，看着中间人。中间人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那杯凉掉的美式，没有喝，只是握着杯子，像是在等她的反应。她问：“如果我不签呢？”他放下杯子，说：“不签也可以。他不会强迫你。但你应该清楚，你上次那份体检报告，是他让医院单独做的。他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也知道你家里的情况。他愿意给你更好的条件，让你不必再去面包店打工，也不必再为了学费发愁。你只需要做你已经在做的事，只是变成长久的，稳定的，有保障的。”他说完，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他说他不会亏待你。”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头看着那份合约，指尖按在纸面上，感觉到纸张的纹理。十万卢布，是她现在的两倍，她想起自己钱包里的余额，想起每个月月底收到医院催缴电话时的焦虑，想起那些为了省一点钱而吃的冰冷面包。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桌上的笔，在合约底部签下自己的名字。安娜·帕夫洛夫娜·索科洛娃。中间人看着她在纸上写下那串字母，点了点头，收起合约，站起来说：“三天后搬到新房子，有人接你，钥匙和门禁卡在信箱里。有什幺缺的，联系我。”他说完，拿起那份文件，转身走了。
她坐在咖啡馆里，面前那杯水她没有动过。她看着窗外，街上人来人往，阳光照在玻璃上，有些刺眼。她看了很久，站起来，走出咖啡馆。她没有回那个公寓，而是沿着街走了一段路，走到一家药店门口，推门进去。她走到柜台前，跟药剂师说：“我要买避孕药。”药剂师问她有没有用过，她点了点头。她付了钱，拿了一盒短效避孕药，走出药店，站在门口，把那盒药放进包里
搬家那天，她只装了一个行李箱。旧公寓里那些东西，她大多没有带走，几件衣服、几本教材、那盆快死的绿萝，还有那管用了一半的药膏。她想了想，还是把药膏也塞进了包里。新的公寓在涅瓦大街附近的一栋老式建筑里，电梯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上楼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房子在五楼，钥匙是黄铜的，门打开了。两室一厅，比她原来住的地方大了一倍不止。客厅的窗户朝南，采光很好，能看到街角的教堂圆顶。厨房里冰箱是满的，灶台上放着一套全新的厨具。卧室里有一张双人床，床品是浅灰色的，叠得很整齐，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是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了一行字，像是打印机打出来的：“有需要告诉我。”
她站在卧室中央，环顾四周，没有什幺特别的感觉。她只是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挂进衣柜里，把那盆绿萝放在窗台上，然后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教堂尖顶，发了一会儿呆。她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安娜上大学了，她赚的这些钱除了交娜塔莎的学费和妈妈医院的费用外还可以包揽她的学费。白天上课，下午去图书馆，晚上回到公寓，做一顿简单的晚饭，看看书，或者看一部电影，然后睡觉。她不再需要去便利店上夜班，不再需要为了省几卢布而比较不同超市的价格。她甚至开始有余钱买一些以前不舍得买的东西——一本精装版的诗集，一双质量好一点的靴子，一盒进口的巧克力。她没乱花钱，玄关柜上的信封每个月都在变厚，她看着那些数字，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是一笔不属于她的钱，静静地躺在那里，随时可能被收回去。
每月两次的任务，比之前要轻松。可能是因为她不再那幺紧张，可能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那条路线：上车、蒙眼、安静地坐着、到地方、被带进那间卧室、完成、被送回。那个人的习惯她也渐渐摸清了——他不太爱说话，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动作也很直接，不拖泥带水。有时候会抽烟，抽完之后会继续。她开始不再把那些事当作一种伤害，而是当作一种流程，一种需要完成的事项。她甚至开始在那两个小时里放空自己，想一些别的事，比如明天的课程，比如图书馆里那本没看完的小说，比如那盆绿萝是不是该浇水了。她发现自己能在那样的时刻里，把自己从身体里抽离出来，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一切发生，然后结束。
那天是她第五次去那间卧室。和之前一样，她蒙着眼，被带进去，坐在床沿上等着。那个人走进来的时候，她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道，混着一点点烟草味。他没有像之前那样直接靠近她，而是站在她面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感觉到他伸出手，没有碰她，而是——摘下了她的眼罩。她愣了一下。灯光有些刺眼，她眯了眯眼，适应了几秒钟，然后她看到了他。他就站在她面前，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身材比她想象的要高一些，肩很宽，脸部的线条很清晰，下颌线的弧度很硬。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像冬天结冰的河面，瞳孔的颜色很浅，看人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的专注感。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微微有些凌乱，像是刚洗过，没有完全吹干。他看起来比她想象的要年轻，大约三十岁出头，五官并不算出格地英俊，但有一种让人很难移开视线的气质，像那种在人群里不会大声说话，但你一旦注意到他，就很难再忘记的人。
她看着他，他也在看她。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目光从她的眼睛滑到她的嘴唇，又滑到她裸露的肩颈，然后停在她锁骨的位置。他伸出手，指尖轻轻碰了一下她锁骨上那道已经快要消失的红痕，那是他上次留下的。她感觉到他的指腹带着一点凉意，触碰很轻，像是不确定那痕迹还在不在。他说：“你叫什幺？”她愣了一下，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问她问题。她张了张嘴，说：“安娜。”他点了点头，收回手，没有再说别的。他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外面的光透进来，照亮了他半边脸。他站在窗前，背对着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叫德米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