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直到晚饭结束,他也没做任何解释。好像做了就是做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是人的本能。家里的气氛一如往常,正常到让陈南枝觉得傍晚发生的事都是她大脑幻想出来的,她甚至还在想要不要让妈妈给她介绍几个精神科的医生。
两人在水池旁洗碗。
这是他们家不成文的规矩:妈妈做饭,兄妹洗碗。余芳琴医生坚定地认为,一个家庭不能只有一个人在劳动,否则那不叫家庭,叫免费劳动力市场。
厨房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水池上,照在两个人身上。
陈南枝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条干抹布,等着接他递过来的盘子。
陈西鸣把第一个盘子递过来,她接住,水珠顺着盘底滴下来。她用抹布转着圈擦干,然后放在橱柜里。
然后是第二只盘子。
手链是在这个时候被取下来的。
陈西鸣把双手从水池里拿出来,在围裙上随意擦了两下。他解开左手腕上的手链,手链被取下来,放到了架子。
蓝色手链。绳体部分因为时间而泛白,边缘微微起毛,中间点缀着白色雏菊。
那是国小五年级的时候,班上流行编手链。女生的书包里都塞着几卷彩色的玉线,下课就围在一起编,颜色可以搭,珠子可以加,每个人编出来的都不一样。陈南枝那段时间沉迷于此,买了一大盒,颜色齐到可以按色谱排列。她编了很多条,送给妈妈,送给班上好朋友,还有一条蓝色搭配白色小雏菊的,是专门给陈西鸣编的。
那条蓝色是她特意挑的,她编手链的时候就在想,蓝色比较像他,安静,沉稳。至于白色的雏菊,没有什幺特别的理由,她只是觉得那些白色小花在蓝色的绳子上很好看。
她那时候还不知道,雏菊的花语是“深藏在心底的爱”。
她送给他是在寒假。他从台北回来,她站在他面前,把手链往前一递,说“给你的”。她当时大概觉得自己表现得很酷,语气很随意,一副“反正我编了很多条这条随便处理”的样子。
他戴上了,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戴着,他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这条手链的存在。
“我可以给你重新编一个。”她听见自己说。
陈西鸣转头看了她一眼,又转回去,继续洗碗,“不用。”
“旧了。”
“我喜欢这一条。”
他不说话了,陈南枝也没有再说话。两人继续沉默地洗碗擦碗。
暑假结束了。
回美国那天,妈妈开车送他去机场。她坐在后座,靠着车窗。耳机塞在耳朵里,没在听歌。耳机是一种社交屏蔽系统,戴上它就不必说话,就没人上前和她交谈。这是她十五岁的人生里最重要的发现。
妈妈和陈西鸣在前座聊天。聊的是实验室里的事。有个印度同事做实验的时候把培养基搞污染了,整整三周的细胞培养全部作废,那个人沮丧到在休息室里连吃了十六根香蕉。妈妈笑得很开心,说你也会犯这种错吗。陈西鸣说我再怎幺样也不会吃十六根香蕉来排解情绪,至少得吃十六个布丁。
陈南枝从后视镜里看他。
他的头发有点长了,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妈妈催他去剪,他拖到现在也没剪,发尾落在衬衫领口上,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晃动。他的鼻子很挺,下颌线很干净。她的视线从他的额头走到眉骨,从眉骨走到鼻梁,从鼻梁走到嘴唇——
那张嘴唇吻过她。
她的心脏突然剧烈地跳动。
陈西鸣的目光在后视镜里和她的撞了一下,然后移开,他继续和妈妈聊着一些医学方面的事。
机场航厦的冷气开得跟不要钱一样,候机大厅到处都是人。
托运的队伍排得很长,弯弯绕绕,像一条缓慢移动的蛇。陈西鸣推着行李箱,站在队伍里,妈妈站在他旁边,还在叮嘱他注意身体、按时吃饭、不要熬夜熬太狠。他说好,好,知道了。
陈南枝心想你的儿子作息比机器人都规律,妈妈你还不如担心自己的作息。
“我去个洗手间,”妈妈对着她的两个孩子开口,“等下回来,等我一下。”
旁边都是陌生人,没人认识他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人在乎他们谈论什幺。
“哥。”她叫他,声音平静。
他转过头来看她,“嗯?”
“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
陈西鸣刚好把行李箱提上传送带,然后他转过身来,低头看她。
他比她高很多,她需要仰起头才能看清他的表情。这个高度差在此刻显得格外让人恼火——她讨厌需要仰头看他的姿势,就像讨厌需要仰望他的人生一样。但他的脸沐浴在航站楼顶棚洒下来的白光里,表情出乎意料地柔和,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有。”他说。
陈南枝的呼吸停了一拍。周围的喧嚣忽然变得很远,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嘴唇上,等着那个她梦寐以求的答案。
“我圣诞节的时候会回来的。”他弯了一下嘴角,然后他伸出手,拍了拍她的头顶,把她有些翘起的头发压了下去,“所以现在就可以想要什幺圣诞礼物了。”
陈南枝感觉自己胸口那颗刚刚悬起来的心,被毫不留情地重重摔回了原地。
但他已经转身去推剩余的行李了,没有看见她脸上的表情。
妈妈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登机前的最后一小段路程。三个人站在安检口的黄线外,陈西鸣对她们告别。
妈妈对她说:“小枝,怎幺不和哥哥说拜拜?”
陈南枝仰起头,她微笑:“哥哥,再见。”
然而她的手垂在身侧,一点一点地握紧了。她想:她开始有点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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