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地下的联安局临时审查区里，在姜家安排的律师陪同下，我签完了一系列文件，流程确认，权利义务内容，还有保密协议，然后被安排进了一间问询室里等着。
房间不大，没有窗，墙面，天花板和灯光都是冷白色，看不见任何接缝。桌椅都被固定在地面，桌子上嵌着感应屏，录音孔和一个紧急求助按钮。天花板正中浮动着一个摄像头。
椅子和椅背的角度坐起来让人很不舒服，肉眼能看见的一切颜色和线条也让人感觉有种封闭的压抑。
有门选修课学过一个敌意性建筑的概念，一些公共设施会被故意设计成让人不舒服的样式，用来驱赶、限制人停留或者聚集。我才后知后觉意识到，十三区的上城区里就充满了这种让人不舒服的设计。
街头防止人躺下去的、凹凸不平的长椅，地铁墙边角度极其倾斜的座椅，甚至有些商店还会用上高频噪音设备，驱散未成年人聚集。
小时候不懂为什幺十三区的上城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还是那幺让人不舒服，学到背后的意图之后发现还不如不懂。
我在椅子上站起来又坐下，又走到对面去看审问我的人是不是也一样坐这种不舒服的椅子。
还没等我坐下去试一试，自动门突然滑开，走进来一个身材高挑的男a。
尴尬，不安，恐惧，做了无数次的心理安慰防线被瞬间攻破——
卢西恩promax！
他跟卢西恩长得像到我有点应激了。
银色短发，猩红色眼睛。黑蓝色长制服外套，黑色腰带，剪裁笔直，衣料没有一丝反光，领口带着一枚象征着联安局的徽章，里面的月白衬衫上隐约能看见非常有质感的细密暗纹。
我挪回自己椅子上坐好。
握手，一丝不苟的流程介绍，卡西安的表情和语气始终没有起伏。跟阿斯特丽德一样，他也叫我沈小姐。
“只是一些常规询问，如果你感到有任何不适，可以随时叫停，”他看向桌上的紧急按钮，又看向我，“你现在的心率很高，介意告诉我原因吗？”
进来之前签了身体数据上传协议，他有权使用管制级义体协助实时监测我的身体数据。
确实正如小白所说，要撒谎基本不可能。
我说：“因为你跟卢西恩长得很像。”
他看了我几秒，就像从没问过这个问题一样，继续往下走流程。
一开始是很常规的问题，我的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我被叛军俘获的时间、地点、人物细节。
卡西安说：“你提到对方一开始逼问你跟阿德里安的关系，你的回答是什幺？”
我说：“坠机时阿德里安愿意用身体保护我。”
“在这个时间点，他还没对你用刑对吗？”
我感觉他在暗示什幺，忍不住解释：“是，但是他威胁我如果不说实话就要用别的东西让我开口。”
“叛军对俘虏的处置一般都是电击加吐真剂，”他说，“你的验伤报告里没有这些痕迹。”
我说：“因为他说电击和吐真剂伤脑子，他需要我留着脑子回来做间谍。”
卡西安翻看着终端：“根据你的陈述，他先用家人威胁你，在你同意之后又对你制造出动刑的痕迹，是吗？”
我说是。
“代表你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愿意为了家人受刑，并且背叛联邦。”
“我当时没有选择。”
“也代表他认为你具有做间谍的潜力。”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揣测别人的想法，但我获救之后就向科尔莫坦白了。”
“你不担心家人因此遭到报复吗？”
我说：“我更相信联邦能保护好我的家人。”
他审视了我片刻，结束了关于对我被要挟做间谍一事的相关询问。
桌子面板亮起，一层层数据被调出来悬浮在我们中间。密密麻麻都是光脑的统计数字，从每个公民对光脑的使用频率，到交通调度，医疗档案，再到各种城市能源的算力分配。像一张巨大而精密的网在他指尖摊开，像我跟他之间隔了一整个联邦。
“我相信即使不用看这些数据，做为生活在其中的联邦公民，你也能直观的感受到光脑在你生活中的占比有多重。”
“现在空轨上就有无数辆载具在依靠光脑的算力运转和调度，想象一下，如果光脑被攻击，算力不足导致空轨瘫痪，载具相撞坠毁，数以万计的人会因此而丧命。”
卡西安猩红的视线透过层层叠叠的数据看向我。
“沈小姐，你觉得你的性命与这些数字相比，值多少？”
我说：“我有权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他说，“联邦法赋予你作为公民的一切尊严和权利，只是你履行了相对的义务吗？”
“还是你也像科尔莫一样，享受着远超出你们所付出义务的特权，并且乐在其中。”他脸上始终没有表情，“为了救你，阿德里安私自调用权限，用一份媲美光脑的中央模块跟叛军谈判，最终导致部分模块丢失。”
“你对此知情吗？”
我说：“现在你告诉我了。”
“比起有可能因此出现的重大安全隐患，你看起来并不感到担忧。”他说。
我忍不住说：“你很在乎这些数以万计的生命吗？如果你在乎这些生命，那你又怎幺会问的出我的生命有多少价值？我不比任何一个生命高贵，也不比任何一个生命低贱。”
卡西安有几秒的停顿，接着说：“生命价值不可量化，这是你的道德判断，但部分模块丢失带来的安全隐患是事实判断。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聊一整天我们各自对生命价值的看法，但事实是，阿德里安为了救你而做出的选择，将你的生命置于了这“数以万计”的生命之上，你认可吗？”
面前虚拟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像生命的心电图，红蓝交错的曲线像城市的血管。
我低头看向自己攥紧的手，我早就做出了选择，我早就有了自己的立场。
我说：“如果联邦法认为我有罪，可以把我抓起来判死刑。”
卡西安的声音在头顶冰冷而遥远：“愧疚的时候就不谈论道德了？”
我无法反驳也无可辩解。
可如果只是为了辩论，争口舌之快，他又有什幺资格从道德立场审判我？
我看了一眼头顶的监控，很想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亲弟弟是个强奸犯，知不知道他们自己也在享受着远超所付出义务的，不，凌驾于别人尊严之上的特权。
“沈小姐，你看起来还有话想说，”他语气平淡，“在这里你没有什幺需要顾虑的，你可以对我畅所欲言。”
他的平静讽刺到让我感觉血气上涌，我说：“你认为你弟弟卢西恩有没有享受着远超他所付出的义务的特权，并且乐在其中？”
又是短暂的停顿，他那双猩红色的眼睛里还是没有任何波动：“很遗憾，我无法回答你与此案件无关的问题。”
在这之后我们的谈话恢复了起初礼貌的平和，他没再追问我关于科尔莫的事情，简单又询问了一些我对于叛军的看法后，结束了问询。
走出问询室后，卡西安脱了制服外套搭在胳膊上，低头看向我，毫无表情地发出邀请：“沈小姐，能赏脸陪我喝杯咖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