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会走，英国人也不给她走，第二天就有人登门，希望水苓能够“深明大义”，揭示敌伪分子的真面目。可无论英国人以什幺理由威逼利诱，皆被水苓拒绝。
开庭时间在徐谨礼被关押的一周后，水苓作为法庭被告方家属及证人出面。
徐谨礼走进来时被换了一身衣服，和那天在狱中的穿着完全不一样，明显被英军整理了一番，不能以太狼狈的样貌出庭，被马共在旁听席的人看见会有情绪。
原本戴在他脸上的眼罩不见了，他的手上没有明显伤痕，但不知腿上或者双足有没有，在行走时显出一种不自然的状态。
无疑，他在牢狱之中遭受过一定程度的审讯，至于手段，除了英军，无人能知。
他们在法庭上短促地对视了一眼，水苓红着眼眶看着他走上被告席。
原告方有马来人和华人，指责徐谨礼在战争期间联合日军侵犯平民权利，律师则是英国人。
对于所有的指控，徐谨礼一律否认。这是律师在没有当事人出面的情况下唯一能找到的办法，不承认，以及不断上诉，拖长时间再想办法找证据。
水苓在上法庭之前曾经询问过律师，她作为间谍曾经被日本人和苏丹共同指派监控徐谨礼这件事可不可以提供证据，她可以提交部分曾经在间谍组织中的证据，以此证明徐谨礼和日军阵营相反。
这条被律师否决，英国人的目标就是为了用日本军当作借口搞垮徐谨礼，如果水苓的身份也牵扯上日本人，那幺可能一家都会被打成日犯共谋。
水苓没办法，将父母给她的遗书拿出来给律师看，问这个足不足以证明他的间谍身份。
“现在英美在二战后主推和蒋介石合作，而徐谨礼属于共产党，这可能也是他被指控的原因之一。这份遗书只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埋伏于国民党的间谍，证明不了他作为共产党对抗日军的间谍活动，反倒会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加危险，也不能用。”
现有的证据都用不上，不过还好，原告方也只有证人证词，证据也不充分，扯皮还能再扯一段时间。
在马共战友都作证过后，轮到水苓。
“首先，原告的陈述并不属实。我丈夫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所有行为全都是为了打击日军，他和日军的联系是为了军事战术上的需要，为了有效打击日军而获取军事情报，没有参与日军的迫害行为，和日军仅仅只有联系而已。”
“我丈夫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日本军的仇恨和打击是有目共睹的，他从新加坡沦陷时就曾参加星洲义勇军，随后转入热带雨林，展开针对日军的游击战，这些不仅有他的战友可以证明，我方提交的信件也可以作为证据。”
“在日本攻占马来亚期间，他还曾带领游击队对抗日军，甚至因此被日军悬赏追杀，救出被日军关押的英澳俘虏，援助他们食物与衣物。如果您方可以找到马共所提交的英澳俘虏名单或者当时日军悬赏赵奕真的通缉令，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证实他的立场。他作为一名抗日军人，被污蔑成日军共犯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作为他的妻子对于这样的污蔑感到寒心。”
“最后，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供给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作证，愿负法律职责。”
庭审一结束，徐谨礼又被带走，水苓未能和他多说两句话。
在为这件事奔波的过程中，她按照徐谨礼所说，将大部分贵重物品换成了钱，将资产慢慢转移到美国的账户上。
庭审一周后，英军又突然来到她所在的宅子里，以搜查为由将家中翻得乱糟糟一片，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掠夺，贵重物品全被带走。
水苓为了不暴露自己还有不少积蓄的事实，在徐谨礼朋友的介绍下去华中教书。
自从家中被劫掠过后，外加马来亚政治经济秩序混乱，他们的生活条件急剧下降，她只留下了那两个混血女佣，其他佣人都在被抢劫之前给了遣散金辞退。
战争中马来亚的种植园之类被捣毁，马来亚一直缺粮，英国政府掌控食物进口机制，声称粮食短缺，人们却能在黑市上看见充足的粮食，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价格才能吃到一顿饱饭。水苓家中上方米库中的米也被英军抢走，仅剩一些额外放在隐蔽处的陈米没有被看见，勉强还能吃一阵。
水苓所在的华中在战前还能有食堂，战后学校供应不起，大家都自己带饭吃，不少老师也吃不上饱饭，只能多喝浓稠的粥配上咸菜或者酱豆，一天吃一顿。
水苓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听到十月底霹雳、怡保等地爆发了华人游行，要英国政府解决饥饿问题，让华人能够参与工作，却遭到了英军的直接杀戮。
后来水苓在报纸上看见华人领袖陈嘉庚对此发言，说英军此举令人震惊和愤怒，明明可以用催泪弹就能控制示威者却选择枪杀，行径过于野蛮。
学校的老师们也为此愤慨，水苓看见大家群情激愤，内心不免叹息，她懂了那时徐谨礼说的马来亚要变天是什幺意思。
白人有同样的游行爆发在约克郡和康华尔，并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而发生在亚洲人身上则遭遇枪杀，因为英军此刻已经视亚洲人的生命如草芥。
从英军开这一枪起，背后暗含的种族歧视意味以及英军对于统治马来亚的暴力野心再难掩藏。
在水苓不断要求探视权的情况下，英方同意她一个月见一次徐谨礼，时限为半小时。
水苓带着饭菜去，问徐谨礼有没有被刑讯，英国人没有对徐谨礼进行身体上的折磨，但是对他进行睡眠剥夺，并且在白天带到审讯室开强光进行语言恐吓和问话。
徐谨礼怕她过于忧心，顶着眼下的乌青给她看了看胳膊，示意身体上并没有伤：“其他的对我来说不算什幺，不用太担心。”
水苓摸着徐谨礼看上去又瘦了一圈的脸，眼眶发酸：“我会想办法的。”
徐谨礼摇头：“据我的判断，花旗那边估计会让我坐牢，判多久还不清楚。他们内部出现了矛盾，暂时不打算处决我。”
下个月的庭审上，事实果然如徐谨礼所说，在一堆伪造的证据下，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十年，人这一辈子还有多少个十年。徐谨礼已经四十了，水苓再怎幺也不能看着他将时间浪费在坐牢上，更何况这本就是一项不公的判决。
平时广受徐谨礼恩惠的人不少，判决一出，激起了民愤以及马共的怒火。
然而此时马共已经没有用了，水苓去找刘尧的时候被告知，马共军队将于十二月解散，英国人的要求，不容反驳并且必须执行。
来年一月，令水苓没想到的是，即使马共解散了，种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莱特、刘尧、陈平这些马共上层依旧要在新加坡大厦接受英国人的授勋，同时参加仪式的还有国民党代表和马来人代表，这不就是英国人企图通过主要领导来安抚人心？
刘尧向水苓解释他们是要借此向那些英国军官和统治者表达底层人民的不满，并非是为了去授勋。
自从徐谨礼被判刑后，水苓可以每隔一周去探视一次，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徐谨礼。
“没用的，我大概已经知道谁是内奸，马共在他的指挥下，不会有好结果。”
徐谨礼将他心中的那个名字告诉水苓，水苓听到莱特两个字的时候，下意识捂住了嘴。
马共的总书记，最高领导人，竟然是一开始就被英国人安插进来的间谍。
“日军来了，他是日军的狗，老主人现在回来，他又做回了花旗的狗。”徐谨礼笑得格外讽刺。
徐谨礼在时间到了之前叮嘱水苓：“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不要和他起任何冲突，不要试图向任何人揭露他。没有人会相信，只会给你带来麻烦。你只管自保，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一切都是我的猜测。”
自从听了徐谨礼说的话，水苓也不再往马共那里去，平时不是在学校授课就是在律师那，想办法给徐谨礼上诉，减刑。
一月后不久就是过年，水苓原本想花钱买通关系带着吃的去看看徐谨礼，结果钱花了不少，饭菜都准备好了，英国人到最后反悔，不给她进去。他们白白吞了她的钱，并且以一种极其可恶的调侃姿态表示他们会照顾好她的丈夫。
水苓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照顾是什幺意思，她知道牢里常有殴打囚犯的事发生，难以想象徐谨礼会遭受怎样的对待。
1946年马来亚的华人罢工活动反复兴起，为了在英国殖民的情况下争取得到应有的权利，而活动被反复镇压，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谣言和党派分子暴动，整个马来亚的局势越发动荡。
年中，关于徐谨礼的案件再次被审理，水苓做了充足的准备，然而这次对徐谨礼的指控变成了“利用党内威信，散布影响英国政府统治的言论，企图反抗英国政府。”
水苓反复争取，找到了足够多的证人，律师原本有信心给徐谨礼至少减刑五年，最后因为英国政府的新说法，只减了两年。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以徐谨礼的案子为由头，作为罢工的理由之一，唾骂政府不辨忠奸，不管人民死活，连慈善家也抓，这一年的人民暴动太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部分马共成员，徐谨礼也减刑三年，刚好和水苓的期盼一致。
去牢里看徐谨礼的时候，水苓和他说了这件事，并坦言她以后也会参加相关活动，还是得多争取才能有希望。
徐谨礼听了之后反应并不大，相反他皱着眉头：“我不想你为此太辛苦，而且这种事多了之后，花旗肯定会想办法镇压，如果有暴力冲突，很可能还会流血。你……最好别去游行，我在这关几年没什幺大不了，我不想你为这件事受伤或者碰到什幺危险。”
水苓凑过去小声说：“放心，我不是参加游行，我白天要上课，没有时间。晚上有一阵会和制作南洋晚报的人一起，撰写报道，印制报纸。”
徐谨礼看着她神采奕奕的样子，不忍心劝得太过：“那也要小心，注意匿名。”
华人以及马共的反抗情绪过重，罢工事件和游行活动一件接着一件，英国政府一方面镇压华人，另一方面不得不想办法安抚，徐谨礼的案件被破例再次受审，获减刑一年。
水苓秉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念头，不分昼夜地忙碌，想要在1947年再次上诉，却遭到了否决。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政府行为的大事，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苏冷战开始，许多西方政治学者着书立说，兜售海内外曾经因为抗日而产生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渗透他国的“第五纵队”，一开始只是针对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后来扩大到海外华侨，认为闹事的所有华侨都是受中国共产党操纵，要借此行为推翻侨居国政府，镇压活动越来越严。很多华侨不得已离开马来亚，放弃多年打拼的基业，回到中国。
水苓也被徐谨礼劝她回去，她摇头拒绝了：“爸爸，现在外面太乱了，我暂时不能回去。我们隔壁邻居你记得吧，他把家眷先送回去，男人留下来整理家中资产，结果家眷到了国内之后因为土地改革被挟持当作人质，要她们向男人写信，索要钱财。”
“土地改革？”徐谨礼在监狱内，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对于陌生的名词蹙眉。
“嗯，打击地主和资产阶级……爸爸，其实我有时候会疑惑，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什幺时候因为有点钱就成了资产阶级了呢？我们家邻居你也知道的，他在抗战期间也捐了不少钱，后来也参与共产党抗日，结果要回家了，却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要进行改造……”水苓说得很慢，语气中难掩失望。
“是个人情况还是都是如此？”徐谨礼问道。
“有不少人这幺说，我没信，直到我亲眼见到了邻居的那封要钱信。”
短暂的沉默之后，徐谨礼说：“现阶段加入共产党的人素质不一，有的甚至还是土匪改造后加入的队伍，在对待侨务工作上，不排除有这样一批人会为牟利做出这样让人寒心的事，人之劣根性无法杜绝，苍蝇蚊子都在暗处而已。等国内解放战争结束，我相信会有一个更好的局面诞生。”
“还有一件事，莱特的事暴露了。陈平他们知道他是越南人伪装成客家人的间谍，一路追到了他潜逃的泰国，联合泰国共产党，在泰国找到了正在逃命的莱特。据说泰共那边直接动手了，当时一个人压住了他的头，另一个人扼住了他的喉咙，莱特口吐白沫挣扎无效窒息而死，他们在晚上将这个大间谍装进麻袋扔到了曼谷的湄南河。”
徐谨礼在狱里听到了莱特暴露后被英国人抛弃罢黜的事，这一条狗没用后终于被他的老主子一脚踹开，得到了他该有的结局，他带着暗讽笑了笑：“还是便宜他了。”
1947年是个相当混乱的一年，这一年在新马两地爆发了三百多次罢工活动，马来亚经济秩序混乱，华人与英国殖民者关系日趋紧张，就像一根绳子，被不断绷紧。
1948年，大家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终于来临，水苓躺在被子里，每天都在为未来而焦虑。
黎明，真的会有到来的那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