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整栋别墅剩陈安的房间没关灯。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账册和几份刚从湾仔带回来的文件，右手肌肉还有点酸痛，但写字已经不成问题。
这不是第一次他碰接触账本，但这一次和以前不同。
几天前，阿光递给他一本账本，说：“别带走，现场看。”
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并不是普通货品，也没有走私电子表或香烟的字样。全是编号、简写、重量与进出数字。
“这是什幺？”他问。
阿光没看他，只回了句：“六记的活，别问，记清楚。”
六记全名叫陈永禄，是社团管总账的白纸扇。
早年打架掉了颗门牙，说话漏风，但是算账从不出错，几年前的流水他闭着眼都能说清楚。
记账本上还夹着一张纸条，是六记亲手写的，短短几行字，写得很客气：
“此为湾仔二区‘附档账本’，请安仔先核对应收应付与本季度货物流动数据是否一致，方便后续交接。”
所谓“附档”，不挂名、不对外、不备案。
他没再追问。他从不多问，只管做事。
账册他照抄下来，回去画了图表、列了汇总，再凭印象将每一个编号和其进出频率做了交叉比对。那种看似杂乱、实则深藏规律的流转表，在他眼里是某种可解的密码。
第三天交出去时，阿光看了他一眼：“不错。”
从那以后，送到他手上的文书活变了。
接下来的日子，陈安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件事。
他也不是没脑子。
账目处理到第二周，他就看明白了：这一类编号，利润惊人，动辄几倍起算，而且来货急、去得快，和常规贸易节奏完全不同。
这些密密列着编号和流向，只用一个单词代称——“flower”。
起初他只是机械地做账，但做着做着，那些数字渐渐变得有了意义。
那晚他擡起头，脑子里第一次冒出一个念头：
——原来这种东西，这幺暴利。
一克顶十克，一袋抵一月，有时一批货少到放进一支烟盒里，值的钱却能买半套铜锣湾的楼。
这不是陈安第一次接触到“flower”。
他小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儿是什幺。
城寨里从不缺这种东西，进货的、贩的、用的、烂在楼梯间的，全都有。
以前楼道里常有人睡在废弃沙发上，一动不动，嘴角冒着白沫。有一次他凌晨去倒垃圾，看见有个女人脸朝下趴着，一手还揪着自己的头发，像是临死前特别痛苦。
再靠近一点，他认出那是常在诊所门口晃的翠姐。
几年前他说过，他不碰这些。
那时他不过八岁，陈娟神志不清地坐在铁床上翻抽屉，妄图找到那个不存在的小纸包。
陈安站在门边，冷冷看着那场可悲的挣扎，心里泛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
他甚至开口说了句：“我长大了也不会碰这些。”
现在他确实没碰。
每一步都干净、安静、没有血腥，甚至可以说得体体面面。
他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一只看似温和、实际上最关键的手——产地、接货点、中转仓、清洗账目，再从某个深夜的后巷流到街头，落在那些人身上。
曾经有一晚，他搭阿光的车去元朗的仓口。
仓门大开，几个赤膊工人正在搬货。货卸得极快，车再开走时，他看见路边坐着两个瘦得脱相的男人，衣领塌着，眼神发直。
让陈安想到城寨里那些人。
他们都是“买家”，用一生换一口高的可怜虫。
而现在，他是站在“卖家”的一侧。
那两个坐在马路边的瘾君子，头也不擡地冲卸货的方向啐了一口，像狗望着屠宰场。
他觉得这些人看上去真像一堆货，瘦、破、廉价，还自带可预估的保质期。
陈安那刻才明白，“商品”不是个贬义词，是一种视角。
从这个视角看出去，他们不过是流动的数字，是货，是通行证，是资源，是交换。
陈娟也曾是沈兆洪的商品。甚至比这些都不值钱。
她漂亮、顺从、容易上手，却上不了台面，根本进不了账，连编号都没有。
在某段时候被用了几次，只留下一条命，一个孩子，一段没人想翻看的烂账。
那天夜里陈安回到家，洗了个冷水澡，又重新打开账册。
心里升起一种很模糊的东西，像是踩到一个没有底的台阶，往下坠的那一瞬，有点惊惧，但也有种诡异的快感。
他还年轻，什幺都没有，连身份都是借沈纪雯的光才留得下来的。可如果有一天他可以不靠谁了，是不是他要什幺，就能拿什幺？
一念至此，指尖忽地一紧。他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扣那页纸的角，边缘已经卷起来。
他缓缓松开手，重新把那一页压平。
那晚他坐了很久，一直到天微微亮才上床，头靠在床头，没合眼。
他看着天花板，想着这些数字背后的“货物”，那些楼梯间的毒虫，曾经半清醒的陈娟，还有坐在铺子里喝咖啡的陈永禄、在中环优雅落座的沈纪雯。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第一次，不只是“进入”沈家了。
而是站在它的影子里，看见了它真正的形状。
这个家，不是钢筋水泥砌起来的，而是一条条看不见的路线、一张张不落名的账册、一个个活着或死掉的人。而他，开始接管其中一部分。
不是代管，是“接管”。
这念头刚冒出来，他立刻又压下去了。
但那种压下去的动作，并不是出于敬畏或恐惧，而更像是一种生理反应，就像饿了会咽口水。
两个月过去，陈安的名字在湾仔那一带渐渐被人记住。有几次账本出了问题，阿光直接叫人去找“安仔”确认。
六记那边也没再改派别人，账物都交给他核。
他照常去铺子，每周两天见阿光，其他时间由人接送去铜锣湾一间旧写字楼，把整理好的文书资料交到六记手里。
有一次，沈兆洪在电话里和他说：“你现在做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接的。”
他说：“我知道。”
他知道。他知道得比他们想象的更清楚。
只是没人知道，他早就不再只是个“懂账”的孩子。
陈安在等机会。
不是小事做稳、当个白纸扇的机会，而是能决定“谁活谁死，谁多谁少”的机会。
那种机会，不会在文件袋里标出来，也不会写进附档账册。
它需要时间、忍耐，还有足够清醒的野心。
他已经有了其中两样。
偶尔，他坐车去铜锣湾时，会路过一间中学，女生的校服和沈纪雯的款式很像，让他总是不由得多看两眼。
正值放学时，学生们会背着书包走出校门，笑着跑向街角的便利店，有的翻书，有的打闹。他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有那幺一瞬，眼神里浮起一点陌生的情绪。
陈安记得以前在城寨楼底下，翻出邻居家丢弃的练习册，蹲着一页页翻的时候，也是这样盯着课本上的图，认真地想：如果自己能穿着那种校服，有课室、有老师、有新书教他认字，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那念头他从没说过，现在也不会说了。
车窗掠过那群孩子时，他转头继续看手里的账表，眉心没皱，只轻轻压了压纸张边缘。
像是把某种曾经的念头，彻底封进了另一种活法里。
